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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经过我们反复讨论，中央决定‘抗日反蒋’这四个字，从今天起，就不再提了，我们要改一个字，就是‘逼蒋抗日’。”

    窑洞里安静了一瞬，有人点头，有人皱眉，有人低头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，汤主任的铅笔在纸上划了几下，然后停住了，他抬起头，目光在窑洞里转了一圈，最后落在老师身上。

    老师把烟头按在炕沿上碾了两下，似乎是担心大家不能够理解，于是开口说道：“同志们，改辽一个字，并不意味着是放弃斗争，而是换一种更好滴方式斗争。

    蒋光头越不想抗日，我们就越要逼他去抗日，联合一切抗日力量，去逼他做出改变，只有把盟友变得多多的，我们的压力才会变的小小滴，只要他去抗日，我们也不是不能听他滴。

    总之一句话，枪口要对准日本侵略者，而不能对准中国自己人。中国就这么大，老是因为自己人打自己人，就要去割让土地，那么不用别人入侵，我们自己人就把国家整没了，所以我们不是不能打，而是不想打，要去谈，谈出一个好结果。”

    汤主任放下铅笔，接过话头：“南京那边，潘汉年同志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昨夜你连夜给宋庆龄先生写的那一封亲笔信，就让潘同志带到南京去，希望会有一个好结果。

    另外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那边，进度也要加快一些，刘鼎同志在西安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，张学良的态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积极，若是能实现和张、杨的‘三位一体’，我们便有了更多谈判的资本，要加快速度，不能再拖了，多拖一天，日本人就多一天时间去蚕食咱们的华北。”

    会议一直开到深夜，窑洞里的油灯添了两次油，张文天汇报提议到了嗓子都哑了的程度，总共喝了好几杯凉水。散会的时候，张文天把最后定下来的文件修改好，递给身边的秘书：“这份文件你连夜抄好，明天一早交给刘鼎同志，让他想办法带回西安。”

    秘书刚要接过文件，张文天又把文件收了回来，

    “算辽算辽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是我亲自来抄写吧。”

    于是他便在油灯下伏案抄写，不多会儿，只见墨水瓶里的墨水用光了大半，他手里的笔尖还在粗糙的纸面上沙沙作响，纸页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字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微弱的光影，抄好了之后，他立刻交给了刘鼎，再三嘱咐道：

    “刘鼎同志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务必小心谨慎，想办法躲避沿途搜查，交到张司令的手中，拜托了。”

    次日，刘鼎带着这份手抄密件潜回了西安，他想到了一个妙招，用油纸裹紧密件，藏在军靴的夹层里，用来躲避沿途特务的搜查，为此，他还特地没去洗脚洗袜子，弄的滂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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