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(2/3)页 那些标题挤在一起，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。每一只都想扑上去叮一口。 《纪事晨报》上刊登了一篇署名“老书虫”的长文。措辞之考究，语气之傲慢，一看便是某位在文坛浸淫多年的老先生的手笔。 他写道：“女性在情感领域确有独到之处。细腻、柔软、善感——此乃天性使然，亦是造物主赋予她们的职责所在。然理性思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推理、逻辑、结构、布局，这些需要冷静头脑与严密思辨的东西，与女性的天性相悖。托马逊先生——或者说，这位自称托马逊的班纳特小姐——那些书中展现出的精密推理与丰富知识储备，绝非一个女子所能企及。其中必有代笔，或另有隐情。请恕我直言：这就像一个乡下厨娘声称自己能做出宫廷御宴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” 这位“老书虫”还引经据典。搬出了某位已故的哲学教授关于“两性智力差异”的著名论述。洋洋洒洒写了三大段。核心论点只有一个——女人写不出这种书。 那些字写得很漂亮，句子也很漂亮。引经据典，旁征博引。一看就是读过很多书的人写的。 可那些字底下，是空的。什么都没有。只有偏见，只有傲慢，只有那种“我是男人所以我比你懂”的理所当然。 他读过她的书吗？也许读过。也许没读。可他不在乎。他只需要知道她是个女人，这就够了。 另一篇刊在《文学公报》上的文章，出自一位小有名气的小说家之手。他的语气倒不如前一位那般学究气，却更加刻薄。字里行间带着一种被冒犯了的气急败坏。 “女人的本分是什么？是花园里的玫瑰，是客厅里的闲谈，是壁炉边的温情，是那些细腻的、柔软的、让人心生怜爱的情感。她们写写爱情，写写家庭，写写那些小小的悲欢离合，便是极好的了。可侦探小说？那是男人的事。那些血腥的现场、冰冷的推理、复杂的阴谋——这些东西与女人的天性相悖。让一个女子去写谋杀与侦破，就好比让一只夜莺去唱战歌。不是唱不了，是唱出来也不像那么回事。我并非轻视女性，恰恰相反，我是在保护她们。不要让她们涉足那些不属于她们的领域，这对她们是一种伤害。” 这篇文章底下，还有一行编辑加的按语：“本文作者系《某某庄园的秘密》等多部畅销小说的作者，其作品以刻画女性心理细腻著称。”那行小字，像是在提醒读者：这才是男人该写的书，这才是女人该读的书。 他的小说玛丽读过。写的是乡绅家的女儿在舞会上遇见心上人的故事。写得不错，细腻，温柔，体面。可那不是她写的。她写的不是花园里的玫瑰，不是客厅里的闲谈，不是壁炉边的温情。她写的是工厂里的女工，产床上的产妇，被甜酒害死的婴儿。她写的不是女人的本分。可那是她的。 还有一篇更直白的。没有署名，只用了“一个普通的读者”这样的落款。可那措辞，那语气，分明是某位同行的手笔。 “托马逊的那些书，诸位不妨仔细想想，究竟是出自谁的手笔？班纳特先生——对，就是那位住在朗博恩、终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的乡绅。他读了半辈子书，写了半辈子笔记，女儿不过是他推到前台的幌子罢了。这种事，在文学史上也不是头一回了。一个父亲，把自己写的书冠上女儿的名字，博取一些同情与关注——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至于那位班纳特小姐，她不过是站在台前，替父亲承受那些不属于她的赞誉罢了。可怜她小小年纪，就被推到这个位置上，也不知道是福是祸。”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。既肯定了那些书的价值，又彻底否定了玛丽的作者身份。而且还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“同情”——不是责怪她，是可怜她。可怜她被父亲利用，可怜她承受不起那些赞誉。 这话比直接的攻击更恶毒，因为它披着一层善意的外衣。 玛丽盯着那行字，盯了很久。父亲代笔。她想起父亲坐在书房里的样子，手里拿着她写的稿子，看完，放下，说“写得不错”。就这几个字。他没有代笔，他只是那个第一个读她故事的人。可那些人不信。他们宁愿相信那些书是父亲写的，是舅舅买的，是哪个男人写的。就是不相信是她写的。因为她是个女人。 更有甚者，开始翻玛丽的旧账。 一篇文章详细描写了她在麦里屯舞会上的“不合群”。“那位小姐，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不与任何人交谈。舞曲响起时，她也不下场，只冷冷地看着那些转圈的人影。一个年轻姑娘，连舞会都不愿参加，连体面的社交都应付不来，她的人生经验从何而来？她对人性的理解从何而来？那些书里写的爱情、欲望、贪婪、背叛——她一个连舞会都不肯下场的姑娘，懂什么？” 另一个专栏作家把矛头指向了她的外貌与性情。“一个乡绅家的三女儿，相貌平平，性情古怪，不爱交际，不合群。这样的女子，怎么可能写出那些书？她连舞会都不去，连男人都不见，她能写出什么爱情？她能写出什么人性？我并非以貌取人，只是——诸位不妨想一想，一个从未真正生活过的人，如何能写出生活？”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，底下却藏着明晃晃的刀子——你长得不够好看，所以你不配。你不合群，所以你不配。你是个怪人，所以你不配。 玛丽想起那些年在朗博恩的舞会上。 第(2/3)页